舞动“最美”草原

　　公益巡演中，李德戈景在草原上为牧民群众跳舞。

　　“最美”海报。

　　参加《中国好舞蹈》现场。

　　换车前往“夫妻哨所”。

　　文艺志愿服务。

　　我出生在草原上的一个小县城，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因为家里很多亲戚都在牧区，一到假期，我的父母就会把我放在牧区，那些地方的人到现在还在过着游牧生活。

　　我的家乡有座山叫乌拉山，当地人用蒙古语也称为莫尼山。在我的家乡还有乌梁素海，属于国内八大淡水湖之一，是很多候鸟的栖息地，那首著名的歌曲《鸿雁》就出自我们那里。对于我来说，从小身边耳濡目染的都是这种环境。

　　我的父亲是山东的汉族，姓李，母亲是蒙古族，所以我的名字里既有汉族的姓氏“李”，也有蒙古族的名字，后面的“德戈景”在蒙古语里是“活泼伶俐”的意思。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因为家里“吃不上饭”，我爷爷用独轮车带着一家人“走西口”，从山东迁移到了内蒙古。所以父亲生在山东，长在内蒙古。我的母亲是蒙古族，原先生活的地方是纯牧区，也是蒙古族人的聚集地。直到后来分配到乌拉特前旗参加工作，才认识了父亲。那个时候汉蒙通婚还很少，他们的结合属于当地很早的一批民族融合家庭。

　　可能因为母亲本身是蒙古族，对本民族文化没有什么概念，但作为外来汉族的父亲却特别喜欢蒙古族文化。所以我和姐姐上学的时候，父亲让我们学蒙古语，学校也是蒙古语授课，汉语就稍微学得晚一些，大概我们小学二年级能达到普通学校学前班的汉语水平。初中的时候，14岁的我就直接考入包头市艺术学校学舞蹈了。

　　当时我考艺校的经历比较特别。那个时候，我们少数民族家家户户的孩子几乎都会唱歌跳舞，所以在文艺这方面，我在班里就比较突出，经常活跃在学校的文艺队和舞蹈队里。老师一说让班里出几个人表演节目，必然有我一个。有一次包头市艺术学校去我们那里招生，老师就让我们几个人去试试。

　　一开始，我们都没当回事，老师和家长也没有考学的概念。直到经过三轮考试，学校通知我考上了，但是一年学费要交八千多。我还记得那会儿是1999年，一学期书本费才两三百块，这个费用对于我家里人来说是个天文数字，几乎能买半套房子了。当时家里人的意见就分为两派，反对的人就认为搞艺术这条路不靠谱，觉得好像都是文化课不好的孩子才去上艺校；支持的就说，孩子有这方面天赋就应该让他学。后来我父母考虑了一番，觉得不管怎么说，这是孩子自己考上的，做家长的尽量去培养，不能让孩子以后埋怨咱们。虽然压力挺大，但他们最后还是决定供我上艺术学校了。

　　我家里人没有从事文艺工作的，但从小我就一直在听母亲唱歌，当时不知道她唱的是啥，直到后来母亲被评为长调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我才了解到她唱的是乌拉特民歌，那首《鸿雁》就是其中的代表。没有歌词记录，通过一代代口口相传保留到了今天。家族里有什么喜事儿的时候，老人们就一段一段地唱，能从晚上唱到早上。大人们唱歌的时候，我们小孩子就在旁边手舞足蹈地瞎跳，也许正是从小这种熏陶，让我走上了艺术这条路。

　　等到真正进了艺术学校学习跳舞，烦恼就开始了。因为第一年全是基本功练习，又枯燥又乏味。经常是一练两三个小时，把腿耗在把杆里半个小时不动，要不就是练习倒立，坚持不了10分钟手就抖得不行，汗珠子顺着脸一滴滴往下掉，完全没有了小时候跳舞的快乐。

　　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想家，萌生了放弃这条路的想法。没敢和母亲说，先偷偷跟父亲说了想回来，但后来还是让母亲知道了。

　　我记得那是一个周末，我用当时的那种IC卡给家里打电话，被母亲一顿批评。她当时说，家里费这么大力气送你上学，在好多人不看好的情况下，我们也相信你肯定没问题，结果你上了这么几天就顶不住了。如果一件事做不好你就要放弃，那以后还能有什么希望？

　　在父母的这种激将法之下，我感觉自己无路可退了，也就再也没敢提过要回来的事儿。周末其他人都回家了，我自己留在学校练；别的同学都去吃饭的时候，我练功累得吃不下去，就躺在排练厅缓一缓，等缓过劲儿来再练。这么咬牙坚持下来，到了第二年终于看到点儿曙光的时候，我却病倒了。

　　那段时间，我就总感觉胸闷气短，还发烧，就去了小诊所输退烧药。输了半个月，手上的皮肤都没地方扎了还不见好。有一天在学校晕过去了，送到医院才知道是胸膜炎。因为拖延了病情，到医院的时候胸腔积水已经很严重了，拍出的CT片子里，胸部一半都看不到肋骨，只能扎针把积液抽出来，后来又打了激素加强营养，胖到像是变了一个人。等我两个月之后回学校，曾经的同学迎面走过来都认不出我是谁，当时心里很难受。

　　到了中专的第三年，最痛苦的那段时间过去了，我开始越来越享受跳舞，身体也越来越适应，这个时候，我才发现自己真正痴迷上了这种艺术，拔不出来了。

　　刚毕业的时候我选择了留校，教学的对象就是比我低一级的师弟师妹。当时包头歌舞团排练了一部舞剧叫《额吉》，讲述的是三千孤儿来到草原的主题，正好需要个小演员去饰演主角的青少年时期，我就被挑中了。而参演这部剧成了我人生的转折点。

　　我发现自己特别享受这个过程：在这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剧目里的独舞、双人舞、群舞环节里，我不断去感受和塑造舞剧里的人物角色，那一刻，我感觉自己不光是在跳舞，还有很多戏剧表演的成分在里边，人物矛盾、戏剧冲突都有了，这也让我坚定，毕业后要好好当一名演员。

　　刚进入歌舞团的一段时间还是很舒适的，我就感觉当演员挺好，上大学没什么意义。但演着演着就发现自己进入了瓶颈期。那个时候和外地学成归来的同学一起练功一起玩，就意识到了差距。他们聊的内容、所学的东西都是我不知道的，眼界也比我开阔很多。比如我在本地就只会跳蒙古族舞蹈，人家又跳古典舞、又跳芭蕾舞、又跳各少数民族舞蹈，而且对这些舞蹈的韵律、文化背景都了解得很深刻。我就决定自己也要再去深造。

　　母亲年轻时的理想是考上中央民族大学，拿到准考证的时候，姥姥正巧生了病。当时母亲的哥哥姐姐结婚的结婚，工作的工作，为了照顾姥姥，母亲留了下来，这所学校就成了她未完成的一个梦想。

　　2005年，我如愿考上了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姥姥拿着我的录取通知书泣不成声。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她的一个心结。我的这次考学弥补了母亲的遗憾，也抚平了姥姥的亏欠。

　　上大学的第一天，父母还是一如既往把学费给我凑齐了。我记得挺清楚，当时一共要交10800元，1万元是学费，800元是住宿费。作为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我知道他们这笔钱来之不易。当时19岁的我就暗下决心，不能再向家里要钱了。

　　那时候北京有个演艺团体，每天晚上演一场商业舞剧“鄂尔多斯婚礼”，演员一个半小时跳7段舞蹈，给90块钱，一个月能挣2700元。当时我每天的日程表是这样的：从早上开始上课，下午五点钟课程一结束，我就拿着跳舞的靴子赶公交车，从学校坐653路去定慧寺跳舞，一直演到晚上九点半，就赶紧往回跑，赶上最后一班车回学校。就这样演了3年多，这个舞蹈我就跳了1000场，把四年大学的费用都攒够了。

　　到了大四，别的同学都在准备进团、找工作的时候，我那会儿只想好好创作作品，去比赛，比如我们业内的荷花奖、桃李杯，希望通过参赛获奖得到行业内的认可，有一个自己的“名牌”，是我当时最强烈的想法。所以2009年的时候，我就把全国几乎所有舞蹈专业的比赛都比完了，也拿到了北京市舞蹈大赛金奖、华北五省舞蹈大赛金奖、荷花奖舞蹈大赛金奖。

　　获奖以后，我感觉这回进团、进单位都会多很多机会。但现实给了我一个打击，由于用了一年时间比赛，等到找工作的时候我已经变成了往届生，很多想去的地方都去不了了。

　　虽然找工作不理想，但还是要挣钱生活。我就和几个师兄弟去了湖南做艺考培训。这段时间，我改变了许多，也成长了许多，从只会跳舞开始慢慢学会怎么招生、怎么去教别人，因为我不能光自己跳得好就行了，还要练习表达和沟通，能不能做好不光是专业技能，还有综合素养。

　　做艺考培训的四年可以说是我经受历练的阶段，但这个时候我并没有放下自己的专业训练。给学生上课的时候，我都会和他们一起同步做练习，甚至我做的示范比学生自己做的还要多。其实很多同年龄段的舞者，工作以后都会慢慢过上安逸的生活，练习的基数也会越来越小，但是我知道自己的身体其实一直是处于顶峰期的，甚至比大学的时候状态还要好。这也为我后来参加舞蹈节目打下了基础。

　　2014年，有一档综艺节目《中国好舞蹈》找到我，当时的导师金星推荐我去参加，她跟我说，在节目里看你跳舞的不光是专业人士，大部分都是普通老百姓，这考验的不仅是你的专业能力，还有能不能被大众喜爱、接受的能力。我听完也在想，自己跳舞这么多年，专业舞蹈比赛也参加了很多，但到底能不能被老百姓喜欢？这也许是一个检验的办法。

　　就这样，经过一个月层层海选、淘汰赛，等我到了节目现场跳了第一支舞之后，我发现自己的微博粉丝从2000多人一夜之间涨到了20多万人，在路上走路、吃饭也能有人认出来，我才意识到通过这档节目，有越来越多人开始认识我，喜欢我的舞蹈。

　　总决赛之后，中国文联文艺志愿者协会找到我，想让我参与一场文艺志愿活动。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对文艺志愿服务特别感兴趣，特别上心，也愿意干。一直到今天，我都一直在参与协会组织的志愿活动，我感觉我们每到一处是真真正正走到了老百姓的身边，不管是在田间地头，还是边境线上，我们带去的是表演和互动，收获了一份份快乐和感动，这对于我来说是十分珍贵的。

　　文艺志愿者协会的活动其实就是全国的文艺工作者组成团队去各地演出，经常一去就是十天八天，连续演出多场。有活动的时候，协会就会找到文联下属各个艺术门类，音乐、舞蹈、美术、杂技等等，我们还有辅导队，文艺演出的同时，还会和当地老师、文艺工作者们交流分享。

　　协会做的事情很多，我们还经常去采风。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次是2014年冬天，我们到了新疆塔城的边疆哨所演出，在那里有座“夫妻哨所”，哨所很偏远，那里只有夫妻两个人驻守，我们专程赶过去，大家一起唱歌跳舞，把欢乐带给他们。

　　当时就感觉，那个地方真是远，又下着鹅毛大雪，一路上都是积雪，基本看不到路。我们换了越野车，发现很多演员坐不下，车里又都是女老师，我就主动钻到了后备箱，抱着行李一路来到哨所。

　　到了地方，我们才真实地了解到边防工作者的艰辛。这对夫妻的孩子已经出去上学了，两个人在这样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默默守护30年，我们问他们现在怎么样，生活上有什么难处之类的。他们说都挺好，国家有很多好的补贴政策。虽然常年陪伴他们的都是同样的风景，但两个人只要待在一起，就天天都是好日子。

　　听了他们的故事，我们就开始表演了。有变魔术的，有诗朗诵的，后面突然有个老师即兴唱了首歌，我和舞蹈家山翀老师就当场即兴跳了一段舞，后来命名为《夫妻哨》。我俩跳得很投入，动作有高低错落的，也有托举的，跳到进入情绪状态了，这对夫妻两个人突然就绷不住哭了出来。他们一哭，我们都被感染得抱头痛哭。哭完了又笑，又互相拍肩、握手，互相安慰，大家都很受震撼和感动。

　　到了2019年的时候，我们这些不在体制内的文艺工作者有了一个新的身份，“新文艺群体”。“新文艺组织”和“新文艺群体”的“两新”概念是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10月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通过这个身份，我们这些“个体户”也有了评职称的机会。

　　后来我就想，现在国家层面给了我们这么多好的平台，我们文艺工作者能不能也来做点事？2020年，我和身边的朋友们做了一个“走遍内蒙古千村百场巡回演出”，我们给这次巡演取了个名字叫“最美”。

　　当时我们请演员朋友来的时候，就先和他们说好，这是公益演出。就这样，我们一行十个人，没有舞台，没有主持人，没有灯光，音响也是我们自己拉过去的，没给当地添任何麻烦，我们就开着车走，走到哪儿演到哪儿。

　　我们的演出一般是下午四点开始，演两个多小时，到了七八点钟太阳下山时我们就会唱一首《鸿雁》当作收尾，结束表演。就这样，演出场场爆满，老百姓也特别喜欢。其实后来好多人问我们，这个“最美”是什么意思，我就说这是代表我们的一种愿望，把最美的艺术带给大家。我们唱的歌跳的舞是不是最美不重要，但我们表达的心情和眼下的生活就是“最美”的。

　　到了后来，参与我们公益巡演的小伙伴就越来越多了。他们每次演出完都觉得收获了很多，能够在我们这个特殊的“舞台”上享受艺术。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下，我们创作了很多歌曲，特别是好多原来老的民歌，大家已经不怎么唱的，通过我们的演出都口口相传地流传开了。就像我们“最美”巡演的主题曲，蒙古语叫做“高雅恒”，是一首上世纪70年代创作的歌曲，好多人早就忘记了，通过我们的翻唱又重新火起来。

　　包括我在网络上比较火的一些作品，其实都是我在文艺志愿服务过程中，跟老百姓互动所产生的，不能跳得太复杂，要和老百姓产生共鸣才行。像《雄鹰》这个舞蹈，就是我用蒙古族舞里最基础的“提亚”动作变换了一下高度，再用很舒服、欢快的节奏一跳，大家就都能跟上。很多人都在网上学这个舞蹈，就是因为它有这个时代的气息和节奏，零基础的人也能上手，跳到后边有难度的地方，也给有基础的人留出了发挥的空间。

　　之前有朋友告诉我说，有人在网上卖我的舞蹈视频，也没有标注我的名字，是不是涉及盗版之类的。我就说没关系，我们目前不需要纠结这个问题，只要能够传播开来，让大家踊跃地去学去跳就可以。但同时，我们也的确该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因为保护知识产权的目的是激励创新，服务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所以这些年我会把民族舞和街舞，包括摇滚的形式相融合，用这些现代的手法去穿针引线，让所有对传统民族舞还不了解的人先认识这种艺术，先把大家引进来，知道民族舞还能这样跳，才能让更多人了解这个舞蹈是怎么来的，再“往回找”，找到传统的那个起点。

　　在这个过程里，我觉得自己是个传播者，把文艺带到老百姓生活当中去，跟大家一起享受舞蹈、享受艺术就是最欢乐的事儿。再有就是传承传统和创新发展也都是我们必须要做的。因为，首先我们要知道文化的根脉在哪儿，才能真正认识自己。再者，我们要用当代与时俱进的方式方法，跟时代有连接才能更好地发展，为人民而舞，为美好时代而舞。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冯克、陈艺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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